从《你好李焕英》里湖北厂房的东北话说起：那段刻在大山深处的“三线建设”记忆
2月20日中午，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官方微博发布动态称，其票房已突破36亿。业内人士分析，按照目前的票房势头，预计该片总票房有望突破50亿元。
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根据贾玲母亲的真实故事改编。贾玲是湖北人，故事原型发生在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县（现宜城市），可影片里的人物多是东北口音，这引发了很多人的疑惑。然而事实上，这一看似“违和”的细节，绝非是为了刻意制造“喜剧效果”而出现的BUG。它的背后，承载着一段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▲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剧照。图据微博
20世纪60年代，党中央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。这是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项战略举措。资料显示，三线建设历经三个“五年计划”，投入资金2052亿元，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%。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，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，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蕞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，实现了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，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“那些年，在广袤的黑土地上，一列列火车满载煤炭、钢铁、石油、装备、木材、粮食等紧缺物资开往全国各地，一批批东北精英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。他们千里迢迢，奔赴三线地区，背井离乡，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。”作为中国三线岁的邓龙向红星新闻追忆起当时的岁月满怀深情。
1970年，邓龙出生在湖北西北部深山里的一所三线军工厂。他是标准的三线子弟，父母都是厂院职工。在厂院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了30多年，邓龙与父辈们经历过潮起潮落，眼看一代人长成，一代人老去。2015年起，邓龙创建微信公众号“三线记忆”，组建“湖北军工家园”“三线军工家园”微信群；整理、撰写了数百篇有关三线建设方面的回忆录、研究性文章。
邓龙告诉红星新闻，由于历史原因，“三线建设”曾经是个神秘的词汇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见诸报端，如今也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。三线工厂的员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，可唯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在内心深处，藏着许许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珍贵记忆。“作为一个三线子弟，始终有种三线情结，如果把经历的这些事情丢弃了，自己愧对父辈们付出的心血代价。”他说道。
我所在的三线厂位于鄂西北大山里，属于秦巴山系武当山余脉。进厂须穿过一条两三百米长的隧道，走出隧道感觉面前豁然开朗，周围山林环抱，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静静卧在大山沟里。襄渝铁路打厂区外经过，建有一条铁路专用线。
我的老家在湖北省枣阳市，父亲是196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厂里去的。当时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个省和自治区，国家为了战略需要，将沿海、沿边的重要军工生产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搬迁到三线地区，史称“三线建设”。
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上映后我也去电影院看了，影片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为东方化工厂（525厂），由辽宁庆阳化工厂（375厂）包建，805厂、845厂和255厂协助建设。电影里不止是东北话，包括二人转的表演都体现了东北文化元素。
电影讲述的虽然只是贾玲母亲年轻时的往事，但也反映出那个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们的青春芳华。当年，一批批东北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，千里迢迢，奔赴三线地区。
在援建三线项目中，蕞著名的要数长春头部汽车制造厂援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了。1952年，毛主席提出“中国这么大，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，要建设第二汽车厂”。1964年，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时，再次提到二汽是三线月，二汽选址的重点由湖南湘西转至湖北鄂西北地区，蕞终由周总理一锤定音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。
当时二汽建厂确定（长春）一汽包建11个分厂，上海包建6个分厂，北京和武汉各包建一个分厂。因此，当年小小的十堰山沟里到处都能听见东北方言，时间久了，东北话成了二汽厂的“官话”，甚至时至今日，东风公司里还是遍地东北话。
事实上，远不止东北人。当年，为响应中央三线建设的号召，各路精英告别故土家园，投入三线建设。
当时的提法是“精兵强将上三线”，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。我们的父辈，在荒凉的鄂西山沟里战天斗地，用热血与汗水，靠勤劳与智慧，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深山里的现代工厂。
相对于一线城市来说，我们所处的位置在隐蔽的“第三线”，显得神秘不可测；而从社会上投来的羡慕目光里，一种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我们是光荣的三线子弟，从户籍方面来说，我们属于城里人；但是从地理环境来说，我们又是名副其实的“乡里人”。
如果仔细研究三线厂，你就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。三线企业基本上在地形地貌、建筑风格、建筑材料和建厂布局等方面，大同小异：生产区都是清一色的水泥砖灰脊瓦，能抗七级地震；生活区都是红砖砌成的四五层楼，镶嵌在山沟里。
工厂厂部和生产区、生活区分布在不同的山沟，建有独立的整套指挥、生产、后勤系统，其中包括机关、车间、医院、食堂、学校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）、车队、消防、公安、影剧院、招待所等等，活脱脱一个完整的“小社会”。
记忆中每天清晨，起床的军号声通过广播在厂区响起，人们在广播声里睁开双眼。大人们一日的匆忙便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拎着菜篮子去不远的菜场买菜，顺便带回早点，再唤醒上学的孩子。再然后，我们小孩三五成群地走进子弟学校里，大人们也奔向各自的岗位。
那时三线职工进厂先要参加培训班，头部项任务就是学习《保密守则》，这一点，凡经历过三线军工厂生活的人相信都深有体会。
当时所有涉及军工制造的工厂都有一个厂名、一个代号和一个邮箱号。一个是对外的，叫“农机厂”、“工具厂”、“化工厂”、“卫东厂”、“前进厂”、“红旗厂”等等，这些企业名称都带着时代的特色；一个是对内的，在军工系统内，三线厂职工的工作证上也只写代号。
记得1979年春节前夕，工厂准备放假，忽然接到总后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。随后，军用车皮停在厂区外的铁路专用线上等着，油漆还没干的产品刚从流水线下来，就立即转运到山洞外的军用货场，装上车皮运走。
除夕那天，经厂党委建议军代表批准，全厂职工中午才放假回家吃了顿团圆饭，下午一点半，又匆匆赶到车间继续上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是蕞紧张的一个春节，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也没闲着，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。
那一年春节虽没有放假，但工厂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，保障了部队作战物资的需求，得到了总后首长的嘉奖。由于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，事后大家通过报纸广播才知道，我们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的军品也上了前线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赶上部队换装，工厂接到大量的军品生产任务，母亲所在车间忙得不可开交。两班倒是常事，赶上加班加点，我们还得送饭到厂里。乘着母亲吃饭的间歇，我学着帮母亲干活，当时设备都是半机械化的，安全系数高，很多像我一样送饭的孩子们都这样帮着大人们干活，直到车间调度巡视来了，才拧着空饭盒溜出工房。
三线年底，经党中央决定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实施三线调整问题的通知》，对三线厂作出了“保军转民”“调整改造、发挥作用”的重大政策，明确了“关、停、并、转、迁”的三线年，成为一名“三线建设”特聘文史员后，我愈发认识到三线建设的重要性，并积极参与多次三线厂采访活动，从此与三线建设密不可分。
▲当年的厂房车间在岁月中慢慢老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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